荣新江：博士生如何写期刊论文

一个研究生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特别是在某些方面比较全面地收集了史料，又看了相关的研究论著后，就会逐渐地在自己所熟悉、特别是自己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里，发现一些尚待解决或者还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，值得撰写论文来加以清理。小的问题可以写札记，大的问题可以写论文，最后形成自己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，若放不到学位论文里的题目，则可以投稿给杂志。

自从对文科量化的管理体制实施以来，博士生在毕业之前，必须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（或被接受）两篇论文，才能毕业。我是反对这种量化管理文科的做法的，但我一直主张学生可以发表文章，而且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和压力。

投给期刊的学术论文的准备和写作，和硕博士论文的基本原理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应当遵守各个杂志不同的学术要求和规范。各个杂志是有自己风格的。比如《历史研究》比较注重大的问题，所以那些兼带着整理文书的敦煌学论文，往往是要被退稿的。而某些强调实证的杂志，则不喜欢那些看上去有点云山雾罩的文章——即使里面有些思想的火花，也会被扑灭。把什么样的文章投给什么样的杂志，应当是要有所考虑的，但不能迁就杂志而改变自己的文风和论题。

一般来说，做敦煌研究的人，在第一次把一个文书录出来的时候，本身就是一个成果，所以往往按照敦煌学的学术规范按行录文。但这样的做法，在一些看惯了一般的史料引文方式的杂志编辑眼中，是白白浪费篇幅，也就往往难以通过。所以像这样录文较多的文章，你就应当选择像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、《敦煌研究》、《敦煌学辑刊》这样的专业杂志，而不是《历史研究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、《民族研究》等。

在学术刊物上第一次发表论文，是展示自己学术功力的重要手段，做得好，可以使自己在学术界站稳脚跟；但做不好，也就失去了学术界对你的信任度。所以这是一件要十分认真对待的事情，不可掉以轻心。这其实是业师张广达先生对我的教导，他说第一篇文章最好是实证性的，结论要极其扎实。

这就让我想起他在“文革”结束开始学术新生后所写的《碎叶城今地考》一文（原载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79年第5期，70—82页；后收入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》第2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，319—341页；作者《西域史地丛稿初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1—29页；又《文书、典籍与西域史地》（张广达文集之一）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1—22页。），该文针对郭沫若、范文澜等史学权威的西域两碎叶说，首先立论，根据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，证明焉耆之地无碎叶；然后依据汉籍和阿拉伯、波斯文穆斯林地理文献有关碎叶城的记录做详细的换算和比对，把碎叶城锁定在托克玛克西南8—10公里处的阿克·贝希姆废城或托克玛克以南约15—16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；最后根据苏联学者对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，判断布拉纳为八剌沙衮城遗址，阿克·贝希姆为碎叶城遗址，而且把考古学者发掘的一座佛寺，根据其中供奉弥勒像的情形，判定即杜环《经行记》所记碎叶之大云寺。

碎叶只有一个，即阿克·贝希姆遗址。这个论证可以说天衣无缝，因而其结论基本上成为定论。

这篇文章发表十多年以后，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——那时张先生已经移居海外，宿白先生在路上看见我，把我叫到他家里，说日本学者菅谷文则给了他一件阿克·贝希姆发现的有关碎叶的汉文碑刻拓本，要我给张先生寄去，可惜他的书和资料太多，怎么也没有找到。

这件新发现的“碎叶镇压使”杜怀宝造像记和一方残碑的拓本，随后发表在加藤九祚执笔的《中亚北部的佛教遗迹研究》第6章第6节，并有内藤みどり撰写的《关于阿克·贝希姆发现的杜怀宝碑》一文加以论证（加藤九祚《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》，《シルクロ─ド学研究》第4卷，奈良：丝绸之路研究中心，1997年，以及内藤みどり《アクベシム发现の杜怀宝碑について》，同书，151—158页）。

此后，周伟洲先生撰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》（《唐研究》第6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383—394页），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考》（作者《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》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307—313页），更加坚实了碎叶就在阿克·贝希姆遗址的结论。

可以说，《碎叶城今地考》是一篇论证极其严密的实证性论文，而且幸运地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。

其实你如果看张先生文中在讨论焉耆无碎叶时说到的一段话：“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，包括粟特语国名表（Nafnāmak）、敦煌卷子中的汉文地志图经之类残卷、所谓‘钢和泰卷子’中反映925年情况的和阗—塞语行纪部分、伯希和编号1283号藏文卷子，特别是与焉耆有关的回鹘文《弥勒下生经》（Maitrisimit）题记等等，直到目前，都找不到碎叶位于焉耆的任何线索。”

你就知道作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下了多大的功夫。粟特语国名表、于阗文钢和泰卷子、P.t.1283号藏文卷子、回鹘文《弥勒下生经》题记，这些西域、敦煌出土的相关材料，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学术界，有的是闻所未闻的，加上后面作者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·胡尔达兹比赫撰《道里与诸国志》、库达玛·本·贾法尔撰《税册》、波斯佚名作家撰《世界境域志》、波斯作家加尔迪齐撰《记述的装饰》、马合木·喀什噶里撰《突厥语词汇》，你可以想象作者检索了多少文献材料！

这当然还要包括所检索的汉文文献。这就是一篇文章透露出来的功力！而由于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作者为什么大致先后发表了《关于马合木·喀什噶里的〈突厥语词汇〉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》（上）（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1979年第2期，29—42页及封三附图。）和《唆里迷考》（与耿世民合撰，《历史研究》1980年第2期，147—159页）

这样两篇文章。后者正是用回鹘文《弥勒下生经》题记来考证焉耆在回鹘时代被称作“唆里迷”，从而澄清了西域地理上的又一个疑问。张先生的“两篇半”处理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，但从中可以看出功力有多么深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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